系級：德文二
姓名：陳品均
學號：05123031
為腦癱家庭討公道 讓中國農村遠離污染 陳立雯走上「垃圾路」
2018年05月11日
上稿編輯： 陳宣竹
文：陳怡樺（環境資訊中心特約記者）
4月下旬，走訪台灣「廢棄物」主題之行的中國環保工作者，進入台南市區，從力行減塑的正興街區回到大學路18巷底民宿。一行人難掩疲憊，拖著行李爬上磨石子樓梯，來自北京環保團體《自然大學》的陳立雯是其中一員。房間吹進夜涼，談著與垃圾分類奮鬥的一路點滴，陳立雯依然抖擻，目光炯炯。
台灣環境資訊協會邀請中國農村非分類基金發起人陳立雯來台，與投身廢棄物議題的台灣民間團體交流。攝影：陳宣竹。
陳立雯投入焚化爐的調研活動，參與與陪伴反焚行動。圖片：陳立雯提供。
2018年05月11日
上稿編輯： 陳宣竹
文：陳怡樺（環境資訊中心特約記者）
4月下旬，走訪台灣「廢棄物」主題之行的中國環保工作者，進入台南市區，從力行減塑的正興街區回到大學路18巷底民宿。一行人難掩疲憊，拖著行李爬上磨石子樓梯，來自北京環保團體《自然大學》的陳立雯是其中一員。房間吹進夜涼，談著與垃圾分類奮鬥的一路點滴，陳立雯依然抖擻，目光炯炯。
在網站搜尋欄鍵入「陳立雯」，跑出來的是「『海歸女碩士』下鄉做垃圾分類」，來自華北平原河北滄州農村、八零後的陳立雯如何走上與垃圾互依互存的路呢？「每個人的成長都經歷一些潛移默化，自己都說不明白的機遇。」陳立雯對農村有很深的眷念，1980年代初農村的自然、純樸帶給她很深的影響，看著農村的垃圾問題日益嚴重卻無解，她心有不甘。
「當時我深深被感動了，其實已經忘了是哪句話，但還得當時激動的感覺。」回想起2006年某天，無意間在電視上看到《北京地球村環境文化中心》創辦人廖曉義分享自己的公益環保之路，那時還是研究生的陳立雯開始對「NPO」、「NGO」、以及各類環境議題感興趣，上網查了許多資料。同年，她加入《北京地球村》成為志工。兩年的志工參與，讓陳立雯認識越來越多環境議題，正在猶豫要不要進入組織工作時，碰巧在一場以「垃圾」為題的講座，看到美國攝影師Chris Jordan鏡頭下肚子裡滿是塑膠垃圾的信天翁。自此，剛從學校畢業懷著滿腔熱血的陳立雯，正式展開了她的環保之路。那年，自天津師範大學外語研究所畢業的陳立雯也成了「唯二」沒進學校教書的畢業生。
剛開始，陳立雯工作的主軸是食品安全和氣候變遷，負責收集資料、研究、翻譯等工作，時間一久，「這樣的工作型態是我期待的嗎？」不時從心裡浮出來問自己。社區垃圾分類是《北京地球村》最早開始的議題，這裡也是陳立雯參與垃圾議題的起點，同時也結識了當時任職光明日報、而後創辦了《達爾問自然求知社》的馮永鋒。2009年，陳立雯加入剛完成註冊的《達爾問》。參與之初，她的心力花在組織公眾活動，議題多元從認識植物、觀察河流、探訪掩埋場焚化爐等線下活動。
當時的北京不停地向外擴張、人口不斷成長，生活垃圾也隨之增加，周遭的垃圾焚燒及掩埋處理問題，引發多起抗議事件。陳立雯也將所有精力都投注在「垃圾分類」，甚至開始投入維權行動。
一路走來，到焚化爐周邊的村子進行調研，陳立雯眼睜睜看著垃圾污染發生，看見許多政府解決不了的污染問題，看到更多無能為力的細節。「垃圾的填埋焚燒點都設在相對弱勢的地方，這群人的抗爭也更加困難。」這些微弱的吶喊成了陳立雯更堅定向前的動力。
讓陳立雯忘不了的是2011年遇到的第一個案例，為了一出生就腦癱的孩子，父親和垃圾焚燒場打官司，走進這戶人家，整個家庭沒有一點笑聲，只有滿屋子揮之不去的悲傷。那次調研中，遇到孩子半夜癲癇發作，「爺爺悲憤地指著眼前的垃圾焚燒場，再轉頭望向躺在病床上十年的孫子說：『我一點辦法也沒有...』。」那個場景，深深刻刻地烙在陳立雯的心裡抹不去。垃圾產生的危害，大部分的人都看不到，製造垃圾的人也看不到，但深受環境污染之苦卻得不到正義伸張的村民卻日日夜夜與之共處。
走回農村 實作垃圾分類
隨著組織轉型，陳立雯也從《達爾問》轉到《自然大學》工作，除了倡議之外，也走入遭受污染的社區，由於工作夥伴增加，調研範圍也從北京走向全國各鄉各村，和社區、村民走在一起。陳立雯和夥伴一起調查了北京的垃圾分類執行情況進行調查、追蹤了中國的廢品回收體系、走訪了全中國超過30個垃圾焚燒場的現況，看到末端垃圾混和處理造成嚴重污染，但扭轉的政策遲遲沒有出現。她深信，垃圾源頭減量、垃圾分類才是唯一的解決途徑。
終於在2018年1月，出現了轉折性的政策，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發佈《關於加快推進部分重點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工作通知》，針對北京、天津、上海等46個城市重點城市優先實施生活垃圾分類。作為「垃圾生產大國」的中國，終於在垃圾分類行動上向前邁開一步。
2018年3月，中國政府頒布一項與垃圾相關的政策。為加快推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，提升農村人居環境水平，《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》出現，其中一項是建立符合農村多樣生活垃圾的收運處置體系。採訪結束當天，正好遇上中央電視台《經濟半小時》以「垃圾又進村」為題的紀錄報導，央視記者指出，農村遭垃圾圍村的現象已經屢見不鮮，特別在省會城市周邊的郊區縣，農村垃圾的處置成了一個盲區。根據中國住建部統計數據顯示，目前城市垃圾每年清運量1.79億噸，農村垃圾每年產生量1.5億噸左右，城市垃圾處理率超過九成，農村垃圾處理率卻不到五成。
2014年，工作了八年的陳立雯遇到倦怠，決定隔年8月到加拿大讀書，指導教授的研究主題是全球電子廢棄物轉移，她以「追蹤北京的電子廢物回收」作為論文主題。2017年回到中國，在馮永鋒的邀請下，又回到自然大學的團隊。
過去十多年，中國農村的種植方式和生活模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，加上近年來中國各層級政府積極推動的美麗鄉村建設、觀光旅遊項目等，生活垃圾越來越多，原本已經不夠應付的垃圾收集處理系統，情況更為嚴峻。每年回河北老家，陳立雯總能見到垃圾隨處傾倒或露天燃燒的情況。
一直有返鄉情節的陳立雯想，做農村的議題，不一定非得去種地，畢竟她擅長的是環保倡議。「不管農村，還是城市，我從來沒有實際操作過。」於是，她捲起袖子，帶著自己規劃的分類系統，進村開始垃圾分類的現場工作，河北省淶水縣南峪村是第一個試點，也是在網路上最廣為人知的一個。走進幾個村子實際操作後，「垃圾分類的監管，實際管的是人。」陳立雯發現，最困難的不是改變村民的行為習慣，而是讓垃圾分類成為公共事務、納入常規管理的事。
談到未來的計畫，由於中國農村的樣貌很多元，陳立雯希望能在一年做出十幾個試點，如此可從中看出差異，也發覺其中不同的困難，有助於規模化推展，與不同層次的管理層級合作。
拿著垃圾分類的說明，陳立雯走入鄉村，手把手教民眾進行垃圾分類。圖片：陳立雯提供。
談起與父母的互動，陳立雯的語氣裡有身為長女的獨立。「老實說，我的爸媽一直不太清楚我在做什麼工作，我爸一直覺得我會去教書，後來才發現我沒去教書。」陳立雯說，比起很多朋友的父母，我的爸媽算是開明的，即使沒有按照他們的期待當老師，對於我的決定，他們也沒有阻攔。
到了自然大學後，多了許多到污染區維權、抗爭的工作，當時陳立雯的父母依然不曉得女兒的具體工作內容，只知道她每天都很忙，直到某次爸爸到北京玩，「那天，我實在沒時間帶他去玩，只好把他帶到辦公室。」碰巧一群維權的夥伴來拜訪，他終於知道我在忙什麼，也開始擔心了。現在進到農村工作，「爸媽其實不太願意，總問我：『妳在城市生活那麼多年，又跑回農村做什麼？』」陳立雯明白，爸媽不希望她太辛苦，也心疼她。「不是賺多少錢就會開心，一旦走上這條路，會想繼續待著走著，和夥伴們一起。」是陳立雯的心底話。
1989年，四個從荷蘭飄洋過海的外星寶寶，陪著台灣展開第一波的資源回收推廣行動，讓八零後的世代認識了紙類、金屬類、塑膠類、玻璃類四大分類，儘管因為種種原因提早退休，卻養成一個世代的分類習慣。將近三十個年頭，「少女的祈禱╱給愛麗絲」的旋律和垃圾分類早已滲入每個台灣人的倒垃圾時光。深夜，步出靜謐的十八巷，「希望在我六十歲退休那年，能看到一些改變就夠了。」剛回到北京的陳立雯，又在急急忙忙趕往下一個村子的路上。眼前這件看似小事的舉手之勞，實實在在是關乎未來一整個世代的大事。
隨著組織轉型，陳立雯也從《達爾問》轉到《自然大學》工作，除了倡議之外，也走入遭受污染的社區，由於工作夥伴增加，調研範圍也從北京走向全國各鄉各村，和社區、村民走在一起。陳立雯和夥伴一起調查了北京的垃圾分類執行情況進行調查、追蹤了中國的廢品回收體系、走訪了全中國超過30個垃圾焚燒場的現況，看到末端垃圾混和處理造成嚴重污染，但扭轉的政策遲遲沒有出現。她深信，垃圾源頭減量、垃圾分類才是唯一的解決途徑。
終於在2018年1月，出現了轉折性的政策，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發佈《關於加快推進部分重點城市生活垃圾分類工作通知》，針對北京、天津、上海等46個城市重點城市優先實施生活垃圾分類。作為「垃圾生產大國」的中國，終於在垃圾分類行動上向前邁開一步。
2018年3月，中國政府頒布一項與垃圾相關的政策。為加快推動農村人居環境整治，提升農村人居環境水平，《農村人居環境整治三年行動方案》出現，其中一項是建立符合農村多樣生活垃圾的收運處置體系。採訪結束當天，正好遇上中央電視台《經濟半小時》以「垃圾又進村」為題的紀錄報導，央視記者指出，農村遭垃圾圍村的現象已經屢見不鮮，特別在省會城市周邊的郊區縣，農村垃圾的處置成了一個盲區。根據中國住建部統計數據顯示，目前城市垃圾每年清運量1.79億噸，農村垃圾每年產生量1.5億噸左右，城市垃圾處理率超過九成，農村垃圾處理率卻不到五成。
2014年，工作了八年的陳立雯遇到倦怠，決定隔年8月到加拿大讀書，指導教授的研究主題是全球電子廢棄物轉移，她以「追蹤北京的電子廢物回收」作為論文主題。2017年回到中國，在馮永鋒的邀請下，又回到自然大學的團隊。
過去十多年，中國農村的種植方式和生活模式發生了巨大的變化，加上近年來中國各層級政府積極推動的美麗鄉村建設、觀光旅遊項目等，生活垃圾越來越多，原本已經不夠應付的垃圾收集處理系統，情況更為嚴峻。每年回河北老家，陳立雯總能見到垃圾隨處傾倒或露天燃燒的情況。
一直有返鄉情節的陳立雯想，做農村的議題，不一定非得去種地，畢竟她擅長的是環保倡議。「不管農村，還是城市，我從來沒有實際操作過。」於是，她捲起袖子，帶著自己規劃的分類系統，進村開始垃圾分類的現場工作，河北省淶水縣南峪村是第一個試點，也是在網路上最廣為人知的一個。走進幾個村子實際操作後，「垃圾分類的監管，實際管的是人。」陳立雯發現，最困難的不是改變村民的行為習慣，而是讓垃圾分類成為公共事務、納入常規管理的事。
談到未來的計畫，由於中國農村的樣貌很多元，陳立雯希望能在一年做出十幾個試點，如此可從中看出差異，也發覺其中不同的困難，有助於規模化推展，與不同層次的管理層級合作。
談起與父母的互動，陳立雯的語氣裡有身為長女的獨立。「老實說，我的爸媽一直不太清楚我在做什麼工作，我爸一直覺得我會去教書，後來才發現我沒去教書。」陳立雯說，比起很多朋友的父母，我的爸媽算是開明的，即使沒有按照他們的期待當老師，對於我的決定，他們也沒有阻攔。
到了自然大學後，多了許多到污染區維權、抗爭的工作，當時陳立雯的父母依然不曉得女兒的具體工作內容，只知道她每天都很忙，直到某次爸爸到北京玩，「那天，我實在沒時間帶他去玩，只好把他帶到辦公室。」碰巧一群維權的夥伴來拜訪，他終於知道我在忙什麼，也開始擔心了。現在進到農村工作，「爸媽其實不太願意，總問我：『妳在城市生活那麼多年，又跑回農村做什麼？』」陳立雯明白，爸媽不希望她太辛苦，也心疼她。「不是賺多少錢就會開心，一旦走上這條路，會想繼續待著走著，和夥伴們一起。」是陳立雯的心底話。
1989年，四個從荷蘭飄洋過海的外星寶寶，陪著台灣展開第一波的資源回收推廣行動，讓八零後的世代認識了紙類、金屬類、塑膠類、玻璃類四大分類，儘管因為種種原因提早退休，卻養成一個世代的分類習慣。將近三十個年頭，「少女的祈禱╱給愛麗絲」的旋律和垃圾分類早已滲入每個台灣人的倒垃圾時光。深夜，步出靜謐的十八巷，「希望在我六十歲退休那年，能看到一些改變就夠了。」剛回到北京的陳立雯，又在急急忙忙趕往下一個村子的路上。眼前這件看似小事的舉手之勞，實實在在是關乎未來一整個世代的大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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